12月24日，贵州一女子称自己于16岁时被亲戚拐卖至山西一地，并产下一个孩子，1997年成功回到贵州，此后报警。如今，贵州当地认定此案已过追诉期，而当事女子仍然想向人贩子追责。
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当事女子田女士。田女士称，她于1995年被亲戚以“去贵阳打工”为由哄骗出家门，被拐卖后长期被锁在山西农村一男子家中，怀上孩子后，该男子对其看管有所放松，带其出门。田女士因此找到机会与贵州家中取得联系，而后被贵州亲人解救，回到贵州并报案。
她向记者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23年的《撤销案件告知书》显示，安龙县公安局称其被拐卖一案已过追诉时效，现已撤销案件。田女士称，之后她便向当地检察院申请了立案监督。
12月24日，红星新闻记者致电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检察院了解案件相关情况。接线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田女士确向检察院申请了立案监督，但是公安机关曾经对这一案件进行立案，因过了追诉时效撤案，不符合立案监督的条件。该工作人员还表示，“案子比较特殊，确实是过了诉讼时效”，不过由于案件的特殊性，警方还是为此成立了专案组，检方表示还在调查。但检方还不知道警方最后要重新启动立案还是不立案。
同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海子派出所及安龙县公安局。海子派出所表示案件不方便透露。安龙县公安局则表示，会帮忙联系政工部门回复记者，截至发稿时，记者尚未收到答复。
当事人自述：
不满16岁时遭表姑父拐卖
多次找机会联系家里终获解救
田女士向记者回忆自己被拐卖的经历。田女士称，1995年，她实际年龄尚不满16周岁，表姑父胡某国到田女士家中哄骗田女士父母，叫田女士与胡某国女儿胡某美一起到贵阳进厂。田女士父母认为到贵阳能赚钱，便同意了。但实际上，田女士就此被拐卖到了山西一农村男子杜某家中，长期被锁在这家里，时常遭受打骂并发生性关系，最后于次年产下一个孩子。
田女士回忆，因“对被拐卖来的妇女，村里人会互相监管”，被拐卖之初，她找不到机会逃跑。
田女士称，怀上孩子后，“买”她的人家对其看管放松了一些。有一天，杜某表示要给其买衣服，田女士要求一同前往，并趁着外出的时候假装摔倒，把写好家中地址的信甩到了一个卖衣服的老太太的摊位上，但没敢也没机会写清事情经过，“还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给我发出来，万一被抓住了，得打断腿的。”田女士说道，此后外出在煤矿的时候还寄过第二封信。
而后，贵州家里向田女士寄来了信件，附上了家中亲戚的座机号码信息。田女士回忆，杜某没有直接把信给她，在她得知信件存在时，她哭闹得到了看信的机会，然后就背下了电话号码。1997年，田女士在跟随杜某外出打工时，杜某因伤住院，她找到机会联系贵州家里，被贵州家人解救、接回家中，此后于贵州就自己被拐卖一事报案。
至于为何没有针对杜某进行控告，田女士表示，在她看来，杜某是“亡命徒”，杜某在其逃回贵州后曾经来贵州家中找她，要带她走。在田女士家人的坚持和保护下，杜某和其家人签订了纸面协议不再干扰她之后的生活。
田女士称，自被拐卖一事报案以来，她每年都到海子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，但是派出所均口头答复称人力物力有限，只能等胡某美本人回到贵州才能出警办案；2022年，自己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胡某美在贵州的消息，拨打110报案；报案后，她多次向警方追问案件进展，然而，2023年，贵州省安龙县公安局一工作人员向她送达了一份《撤销案件告知书》。
田女士向记者提供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23年的《撤销案件告知书》显示，安龙县公安局称其被拐卖一案已过追诉时效，现已撤销案件。田女士称，之后她便向当地检察院申请了立案监督。
相关撤销案件告知书
检察院工作人员：
该案件不符合立案监督的条件
已转到刑检部门
田女士提供的另一份《安龙县公安局关于田某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显示，经安龙县公安局调查核实，该案案发时间是1995年3月，1998年2月控告到海子派出所，从案发至2022年10月已有27年时间，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：拐卖妇女儿童最高刑为死刑、无期徒刑的，“经（或为‘已’）过二十年过追诉时效”。
该意见书同时表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》——法释(1997)5号第一条解释：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，适用修订前的刑法七十七条的规定——在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，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。该案1998年控告后在海子派出所未找到处理材料、未采取强制措施，已过追诉时效，对该案作撤销案件处理。
“您提出的反映的信访事项，公安机关在办理过程中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、处理恰当、程序规范。现该信访事项已办结。”该文件落款时间为2023年9月。
警方出具的相关意见书
12月24日，红星新闻记者致电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检察院。接线工作人员表示，就这一案件而言，“我们这边是已经办理结束了的，并且给到她答复。我们举行了公开听证会，然后也对她进行了检察长接访，释法说理。”
该工作人员称，这一案件不符合立案监督的条件。“立案监督就是两种情况，一个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，一种是不应当立案而立案。（田女士）觉得公安应当立案而不立案，（但事实上）公安是已经立案了，因为过了诉讼时效，后来是撤销案件，所以就不符合我们立案监督的标准了。”
该工作人员还称，该案件转到了刑检部门，作为侦查监督案件来进行办理，并且给到田女士答复。“公安那边又根据她的诉求成立了专案组办这个案件，因为她的案件具有特殊性。”
“我们要进行监督，也要对案件明确的结果进行监督。”该检方工作人员表示，检方还不知道警方最后要重新启动立案还是不立案，警方对检方表示还在调查。
律师说法：
当时应立案而不予立案的
不应受追诉时效限制
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，本案发生在1995年，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。刑法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，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，本案追诉时效应从被解救之日起计算。
“本案能确定控告时间为1998年2月，依据当年刑法规定，拐卖妇女、强奸的法定最高刑仍为无期、死刑，派出所有极大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，公安局以未找到处理材料为由不予立案，显然不符合常识。本案受害人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等部门继续申诉，要求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。”付建律师说道。
付建律师表示，根据1997年刑法第12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，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，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，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。据此，本案发生于1995年，且依照此前1979年刑法认为是犯罪，故应适用1979年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来审查判断是否应当追诉，按照1979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因此根据1979年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，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。由于当时受害人报案后公安机关并未立案，因此此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，应当继续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
北京市中闻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谭敏涛律师表示，对于当时已经立案后又撤销立案的行为，等于公安机关最终没有对此事立案。那么，在被害人提出控告的情况下，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，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。即便被害人在1998年提出控告，公安机关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，也没有对案件进行立案调查，这还是等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，没有找到处理材料、未采取强制措施并不是已过追诉时效的理由，责任在于公安机关当时没有立案调查，所以，不应当受追诉时效的限制。
红星新闻记者 王辰元
编辑 包程立 责编 李彬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