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淑萍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涪陵一中退休语文教师。1979年，首发作品《我为你唱首歌》（曲谱），后未发表作品。2004年退休后，任“重庆爱乐民族乐团”和“南方民族乐团”大提琴琴手，同时重新开始文学创作。2010年后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短篇小说《石磨》。陆续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万水楼》，长篇小说《樱桃街》《杨柳巷》，以及报告文学《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》《酉州绣娘们的桃花源》《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）毛相林故事集》（合著）等。
汪淑萍：感谢文学，让我重新长出了翅膀
（本期访谈主持人：陈泰湧）
上游文化：实话实说，在我们的“文学新征程”受访对象中，你是最奇特的一个作家，不仅仅是退休20年后加入中国作协这一点，还有就是你曾说过，音乐，你是专业的，文学，你是业余的，这个可以详细聊聊吗？
汪淑萍：学习音乐是受到了三姐夫的影响，他服役于成都战旗文工团，吹笛子、拉二胡和手风琴。三姐和三姐夫是同学，所以在我们那条街的矮矮瓦房里，常有吹拉弹唱的笑语欢歌。我三姐见我喜欢，就叫我三姐夫教我拉二胡，后又叫我跟着他们在川剧团当大提琴手的同学学琴。学习二胡和大提琴时我还在读初中，1972年我下乡了，仍坚持学琴，回去学琴都是走路，琴看起来和人高差不多，一走就是好几十里。
上游文化：在你们生活的那个年代，爱好吹笛子、拉二胡、吹口琴的文艺青年可能会比较多，但拉大提琴的还是相对较少。感觉这和你的文字路径有点相似，就是“冷门”。
汪淑萍：我们那个时候，学习拉大提琴的少得很，我退休时，我们乌江民族乐团也就只有两把大提琴，当然其他乐团还是有，我也认识好几位。目前，我们重庆大提琴群，一共也就只有100来人。对于文学，我想和我同龄的写作者可能不止100人，乘上100倍都有可能，只不过我更幸运一些，发表了一些作品，我的名字偶尔能被看到。
上游文化：你那时学习音乐，想到过以后会亲近文学吗？音乐对你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是否起了一些作用？
汪淑萍：音乐与文学，都是我的生活。冬天晚上冷，提琴的套子就盖在被子上。学五线谱是在灶门前学习的，节约煤油啊，我的土灶又是坏了的，落雨天茅草屋漏，煮饭时，锅上除了锅盖，还要盖个斗笠。后来有了电灯，就在灯下写点什么。蚊子多，就在蚊帐上抠个洞，把灯泡放在蚊帐里。我把这些生活记录下来，写成了诗歌《茅草屋和五线谱》《小路与水桶》《田坎边的树丫丫》《片片桑叶情》《月季花哟月季花》……
月季花是我从山上挖回来的，它有顽强的生命力，怪极了，再冷再热都开花。我回城后常常想起它，后来就成了这样的句子：山崖有株瘦弱的月季花/以山泉为邻/与石缝为家/是没有人发现它/还是不忍心动动它/我担心野草抢它露水/又怕阳光照不到它……
《小路与水桶》很虐心，我本在山下担到山顶的水，忽然在半坡上摔了一跤，水，全都打倒了。茅草屋垮后，村民把我的住房盖在山顶上。
28年后的一个晚自习，忽然雷雨，窗户砰砰作响，我想起当时的茅草屋，写了如下几句：我曾住过一间破旧裂缝的茅草屋/唯一的书是教程五线谱/那带着芽的小黑豆啊/把我心灵的饥饿填补/谱上那一根根长长短短的线条/融进了屋顶上的层层茅草/堵住了雨漏/遮住了夏日的骄阳……
像《茅草屋和五线谱》《石阶和音阶》《雨之市》这类的诗歌，发表在当时的《涪陵日报》（编者注：2005年停刊后在原基础上新创立了现在的《巴渝都市报》）。
不是有句话吗，“文学就是来源于生活”，音乐曾经就是我的生活。1975年，我在涪陵宣传队当大提琴手，到各地演出，每天我都会写一点当天的一些趣事和囧事。遗憾的是多次搬家，很多东西都丢了，日记方面，我保存了1995年到2003年的部分，密密麻麻十多本，如果整理出来，应该可以出版两三本书。
上游文化：从你的经历来看，其实你的写作起步得比较早，但你说真正的文学创作又是从退休后开始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汪淑萍：是这样的，我的文学创作分了两个阶段，退休前是盲目的，是散兵游勇的。我从音乐慢慢转到文学上是因为一些人和一些事。
到了重庆，我写了天籁城小区很多文章，《重庆晨报》的记者知道后，多次到我家里采访并报道《汪阿姨写了几百篇散文——讲述我们的小区有多美》，《重庆晨报》还特邀我去西安免费旅游好几天。
2004年刚退休，我就去了西安、敦煌、乌鲁木齐、库尔勒等地，边游边写，完成了10万字的散文《西北行》。
2006年，我去青岛参加网友出书的发行会，回来写了以《打开窗，就是海》为主题的37篇散文，也是10万字左右。那个时候，我疯狂地写，每天至少要写3000字。2012年，我就选用了这段时间创作的散文结集印了一本《静夜天籁》。
从音乐转到搞文学，也是有原因的。
退休后，我在观音桥嘉陵公园偶遇了一支唱歌的队伍，他们邀请我去拉大提琴还当他们那里的指挥，我在那里整了两年多……一位曾读过我诗歌、散文的学生遇到我了，她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汪老师，你莫在这里拉琴了，你应该当一个作家才是。”我觉得她在说笑话，我怎么可能成为作家？但这句话也让我动了心。
上游文化：你就加入作协了？
汪淑萍：我很喜欢这个话题，作家朋友们也经常以此作为笑谈。
2007年，我的朋友马红练约我去见江北区作协主席姜孝德。我是陪小马去的，姜孝德了解到我已经发表了14000多字的散文，高兴地说，“想不到在我们江北作协最低迷的时候，居然有人想到要加入作协。”他当场就给我俩登记注册并发给我们作协会员证。
其实，姜主席感谢错了，不是我给了低迷时期的江北区作协“面子”，而是让我在文学这条路上走得最孤独最迷茫的时候，找到了一个温馨而迷人的精神家园。后来，我还当上了江北区作协副主席。当然，那又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。
上游文化：这些年你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，能否谈谈你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体会？
汪淑萍：自从我加入江北区作协特别是重庆市作协后，我感觉多了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份责任、义务和使命。加入区作协后，姜孝德和易刚就鼓励我多投稿并向小说方向发展。
小说还没写多少，2009年7月，江北区作协就接到了创作报告文学集《光荣的岁月》的任务，我就参加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写报告文学，有点儿心虚，稿子交出去，心都还在跳。姜孝德和易刚都给了我很多鼓励。
加入市作协后，市作协又给了我很多机会，让我和优秀的作家们深入生活到巫山、巫溪、城口等地体验生活，然后我写出了很多报告文学作品，有些作品还获了奖。
我经常和朋友交流，报告文学除了及时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外，生动的文学手法和艺术加工一点不能少。最简单的公式就是：报告+文学。每次，我都特别用心地记录我笔下的人物，在生活中他们普普通通，但他们的身上，总是闪耀着人性最伟大的光辉。
上游文化：能谈谈你的《万水楼》吗？你书中的两个短篇后来还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了？
汪淑萍：我的中短篇小说集《万水楼》是2012年出版的，有35万字，四个中篇和八个短篇。其中的短篇小说《石磨》发表在2014年11期的《北京文学》，《怀孕》登载在2014年第2期的《满族文学》。
《石磨》的创作灵感来自我的生活。当年，我经常看见一位老人在长江里游弋，他既像我的父亲又像是个少不更事的儿童。一位矮个的小脚老婆婆，用手叉着腰，高亢而沙哑地怒骂着，这些很亲和的生活场景会萦绕于我的脑际。他们就是和我一样居住在白鹤梁附近的人，都是我过去的邻居。于是，我特想用文字记下生活中的感动，我不自觉地就敲起了键盘，这些邻居不再是我平常熟悉的人了，变成了我的小说处女作《石磨》里边的艺术形象。这些人，都有着各自的艰辛和困苦，也都是被生活的窘困所磨砺得情感粗糙的普通人，他们爱恨鲜明，感情真挚，“心被碾碎了又如何？爱的一半去了天堂又怎样？我们活着的，可还得继续过日子。”
我是很难想象到自己的文字能够登载上《北京文学》的，心中的惊喜难以表达。我感谢生活中那些与我相识和不相识的、支持我和反对我的人，是他们让我感受到更多，学会了很多，尤其是学会了用文学创作书写色彩斑斓的生活。
另外，《满族文学》上登载的短篇小说《怀孕》，也是写的现实题材中的乡村爱情故事。
上游文化：你用后现代方式创作的小说《樱桃街》并获得了2017重庆市文艺创作项目资助，什么是后现代方式？创作这一本小说遇到过什么麻烦吗？怎么解决的？
汪淑萍：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前期，我一直在找这本书的语言语气和人物性格的调调儿。那时，我正在《嘉陵江》编辑部上班，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编辑部的易刚老师推荐我读卡夫卡、伍尔夫、克莱恩、雷班、科塔萨尔、福斯特、格非、赵柏田、残雪……
作品完成后，易刚老师在《序》里写道：“汪淑萍的小说呈现出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创作风格与艺术倾向，并在叙述方式上，对传统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与小心翼翼地重建，从而形成了一种后现代风格。”具体来讲，在整部《樱桃街》里，各种不确定性纷至沓来：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主要是以碎片的形式来结构文本的，讲的是二妹张贵群的故事，同时也是刘贵群的故事；讲的是詹炳美的故事，同时也是林小玲的故事等等。
在创作《樱桃街》的那段时间里，我母亲还在世，我常常回到生我养我的那条街半边园去寻找灵感，寻找我梦中的那种声音和那种特有的调式。
手扶那些斑驳的墙体，眼看那屋角的石磨、土墙上的吊兰、小道上的青苔，耳听门口树上鸟儿的叽叽喳喳声，我忽然很神往、很清晰。有一天，我忽然很激动地发现，小城镇叙事，可以采用传统与非传统的混合、叠加、错位、裂变等手法和象征、隐喻等手段，我期望自己创造一种溶感性与理性、集传统与现代、糅大众与精英于一体后现代风格的叙述文本。
这就像易刚所说，小说文本还存在一部分“文体杂糅式碎片”以及“视角转换”，即“人称转换”——“元小说”等叙事策略与技法。读者越往后面读下去，就会越来越产生一个重大疑问：这部小说，到底是汪淑萍的艰辛创作，还是她笔下人物房三更的欢乐自白？抑或是房三更在自白小说里“插入”了鹩哥的故事？
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《樱桃街》是2016年12月出版的，后获得了2017年度重庆市文艺创作项目资助。这对于退休十多年后的我，无疑是个特大的鼓励。
上游文化：你记得你订的第一本杂志和领到的第一笔稿费吗？
汪淑萍：当然记得呀！
1972年4月下乡，我每天能挣1毛6分钱。1973年，我在白庙小学代课，我的第一份工资是每月24块，除交给生产队买粮食12块外，其余的12块就自己安排。于是，我订了第一份杂志《解放军文艺》。我订杂志很方便，公社邮递员就在我们队里住。我工作后，订了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，这一订，我就订了30多年，虽搬了好几次家，我仍保留了几本《小说月报》作为对昔日读书的怀念。
1979年我领到了第一笔稿费，我和音乐老师郭海合作写了歌曲《手捧鲜花献亲人》《我为你唱首歌》，他写词，我作曲。其中一首在涪陵《乌江》上发表。稿费共计6块，我们一人3块，我用稿费买了一个茶瓶用到1985年。
上游文化：你的文学创作是否受到过家乡一些特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呢？
汪淑萍：肯定，受了很大的影响。我们家离白鹤梁的距离只有十来分钟，枯水季节，我们用卖潲水的钱，乘小船到水中央的白鹤梁去闲游。我父亲每次去白鹤梁，都会带上白纸和墨汁，他是要把白鹤梁上的白鹤、石鱼、送子娘娘和名人题刻请回家，然后我们恭敬地把这画贴在墙上。我父亲是手艺人，扛着一条板凳到处走。他常说涪陵这座城是浮在水面上的，它能浮在水面而不漂走，是因为它有根，它的根扎得很深很深。直到后来，我才知道他说的根，是生命的根，是文化的根，是民族的根。
我从小跟着大人到茶馆听怀书（编者注：即四川竹琴，因怀抱竹琴说唱故事，当地人称听怀书，又称“打道筒”“唱道筒”“打尺乓乓”等，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）、到剧团看川剧。我家离剧团三两分钟，高腔声、锣鼓声都听得到。《十五贯》《白蛇传》《拷红》就是小时候看的经典。我们小娃儿经常去看幺场，就是一场戏快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没人收票。
记得有次我父亲看戏入迷，一件冬日的棉衣先是穿得好好的，然后就弄丢了。知道我父亲喜欢戏剧，我师范毕业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我父母读《十五贯》剧本，陪他们看完豫剧《卷席筒》和京剧《锁麟囊》。我很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，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，写作在我的心里是神圣的，我满怀敬畏之心。
上游文化：每一个作家都离不开阅读，聊聊你读书的故事吧。这些书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起了什么作用？
汪淑萍：说来有点好笑，我是从街边捡了一些书回来，读过后才喜欢上阅读的。
我们那条街的娃儿，夏天要去河边捡柴，有一天柴没捡到，我和妹妹却捡了人家丢了的几本外国小说。那些小说都是法国作家写的，有雨果的《笑面人》《巴黎圣母院》，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莫泊桑的《人生》。
当然，我那时读外国小说很吃力——识字量有限，语句长，主人翁的名字难记。我拿起书，只能跳来跳去地读。
我们家点的灯泡只有15瓦，偌大的一件屋子就是这点光亮，开灯的灯绳子在我妈的床头上，我们需要光亮的时候，叫一声妈，我妈就拉一下绳子开关。为了节约电，我们很少开灯，我妈常念叨，“少看点书啊，看多了眼睛要瞎呀，看多了要害书痨啊。”她的话和老师的话矛盾着，老师说要多看书，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。我那时是相信老师的。
1972年，我第一次到重庆，才亲眼看到重庆比老家繁华，才知道重庆很大很大。
2004年退休后，我像一棵树，又移栽到了重庆。除了婆家，我没有一个朋友。可我不能坐着等死啊！每天我上网或读书或写点什么。有次遇到我们小区门口卖打折书，我一下就买了200多本，接着又买了50多本，然后又买买买，然后打电话叫朋友买，叫姐姐买。卖书的小伙子很感动，还帮我把书送到家里。全是正版书，彼得梅尔、陈寅恪……
上游文化：你对未来的打算呢？最后还想对其他文学爱好者说点什么？
汪淑萍：到目前，姜孝德他一直在提醒我这位文学路上的老新人。他说，“我希望你写个涪陵三部曲，你才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哟。”我说，“我那本中短篇小说集《万水楼》算不算呢？”姜孝德说，“不算。”
我手里的一本散文集和一本报告文学集已编辑好了，还有一本小说写了十来万字，我当然希望有朝一日这些书能与读者见面。但这需要缘分，也需要我的毅力和更大的勇气。
在我加入中国作协后，感觉身上有了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觉得自己应该为文学事业尽一份力量，坚持文学在场，深入生活，努力创新，写出新时代文学的高品质和高质量的作品来。
文学是永恒的，艺术是永恒的，无论生活如何艰难，请保持敬畏与热爱。就像白鹤梁的石鱼，江水涨落千年，文化的根始终深埋于泥土之下。
我还想说的是，只要我活着，我会继续书写下去。
花·茶
那天，我们在荷塘边
在陈子昂读书台与他相遇
拉大提琴的女儿与铁匠父亲（诗歌）